恩格斯曾以英国和西欧大陆国家为例，详细分析了西方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法律与以往私有制社会法律之间的继承关系问题。
二是司法规律对司法权构成约束，即司法权的运行必然受到司法规律的作用。列宁指出：实践目的乃实践的第一前提。
从司法程序的角度看，民主社会的司法应当是一个开放的沟通平台，司法者通过与民意进行公开、理性的交流，从而在多元社会中寻求共识，这种共识就是公共理性的体现。司法实践观念是司法主体的主观性因素的高级发展阶段，也是司法实践理性和司法实践智慧的凝结与升华。这一过程显然是建立在对司法规律客观性与主体性的充分把握之上的，反映了司法主体的价值立场与社会主流价值之间的协调。司法实践理性和司法实践智慧作为司法主体的主观性因素作用于司法的客体和中介载体，实现司法主体对社会历史与现实、自身思维和行动能力的结合，这就是司法规律实践性的表现。司法实践观念具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和效果指向性，反映司法主体的价值取向及其改善司法生活现实的强烈愿望和需求。
如果将司法的发展当作一部人类司法活动的历史剧，人们既当成他们本身的历史剧的剧作者又当成剧中人物[25]，那么人们把握司法规律的认识过程就实际地成为社会的人对于司法规律在观念上的接近运动作者简介：江国华，男，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2011计划司法文明协调创新中心首席科学家(武汉430072; E-mail: fxyjgh@ wnu.edu.cn)。周望（1982-），男，湖南邵阳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法律与政治、法治与社会治理。
从性质和定位上看，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属于软法与硬法、社会法与国家法的关系。如强世功认为，党法关系之所以成为一个难解的问题，根本在于我们未能从理论和实践上排除国家法中心主义的消极影响，依然以西方国家法中心主义的形式法治观作为我们进行法治建设的蓝本。在党的机关运行保障、特别是机关事务管理活动领域，党规应与国法保持一致。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其一，党章修改转化为宪法修改的情形。
应该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和不断完善，多数宪法规定得到了细化和落实。在另一端，它与夜警国家联姻产生一种社会依靠自治型法控制国家的控权法。
立法后评估意在对现行立法做出全面客观的评价，发现其在实施过程中的问题，从而为以后法律的立改废提供依据。宪法规定大多抽象、原则，需要制定法律、行政法规和党内法规加以细化。三是社会自治组织制定的自我约束的规范，例如乡规民约。国家立法的表决（决定）程序依法通过会议作出，而党内法规除了重要的须经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政治局或其常委会会议审批外，部分中央党内法规、纪检条规、部门党内法规和地方党内法规均未要求必须经会议审批。
3.党内法规备案审查制度。第二，共同的阶级意志。第二，这是党内法规正当性和法治权威性、统一性的要求。根据立法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如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法律（狭义），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的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地方性法规，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制定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国务院各部、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审计署和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直属机构制定部门规章，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设区的市、自治州的人民政府制定地方政府规章。
可以看到，党领导立法的过程中，《立法法》等国家法律固然重要，党内法规亦发挥着至关重要的引领和保障作用，两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正如学者所说：当下意欲精准界分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调整范围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困难的，尤其在涉及党的领导政治原则的情形时，这种困难尤为明显。
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高度抽象的软法理论无法解释党内法规区别于其他社会规范的特性。
前者主要是党的领导行为，后者主要是党的执政行为。我们党是先锋队，对党员的要求应该更严。典型的如《地方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的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环境和资源保护、民政、民族等工作的重大事项,《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地方委员会的领导职责包括对本地区的重大问题作出决策。经过清理，废止322件，宣布失效369件，二者共占58.7%。第九条规定：本法第八条规定的事项尚未制定法律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有权作出决定，授权国务院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对其中的部分事项先制定行政法规，但是有关犯罪和刑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和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司法制度等事项除外。第一，共同的经济基础。
{25}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当然应该接受更严格的约束，以保障政治理想和使命的实现。党内法规立法规划制度的缺失是造成法规与国家法律不衔接、不协调的重要原因。
中共中央1990年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程序暂行条例》，2013年发布《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规定》。五、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 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不仅要求受调整领域有法可依，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没有缺位、错位，也要求党内法规体系和国家法律体系内部及其相互之间没有矛盾，前者主要涉及两者的衔接，后者主要指的是两者的效力冲突及其解决，即协调问题。
一个社会整个规范体系至少包括以下内容：一是国家宪法和法律。4.实施方式和保障力量不同 党内法规的实施主要依靠党员的自觉和党的纪律保障。
这样，如何理解同一个法治体系内国家法律与党内法规两个规范体系并存，如何理解并处理两个规范体系的关系，就成为法治中国建设的一个基础性问题。{3}但是质疑者不以为然，认为从《决定》行文看，形成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之前用的是逗号而不是顿号，意味着党内法规体系不是与法律规范体系、法治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相并列，而是与这四个方面作为一个整体相并列，这四个方面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20}从横向上看，我国法律体系分为七大法律部门：宪法及宪法相关法、民法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与非诉讼程序法。三是各类政治组织创制的旨在解决执政、参政、议政等政治问题以及自身建设问题的自律规范。
某些规范对公民是倡导性鼓励性的软要求，对党员则是刚性的硬要求。【摘要】 党法关系是中国法治的核心问题，而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则是党法关系的基础性问题。
二是党内法规与其他国家法的衔接。另一层是动态关系，主要涉及两者的效力关系，以及如何避免和解决两者可能的冲突，也就是两者的衔接协调问题。
需要特别区分的是党内法规和党导法规，党内法规仅仅适用于党组织和党员，党导法规解决从适用于党组织和党员到适用于政府和公民，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通过规治到法治的领导规则。第三，共同的指导思想。
比如，党章要求党员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在一切困难和危险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斗争，不怕牺牲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等，均是党员的义务性要求，而法律对普通公民没有类似要求。内容重点方面，党内法规的内容重点在于党的建设、党员权利和义务等，而国家法律的重点在于调整社会关系、保障公民权利、约束国家权力。在这些环节中，第一、第二、第五环节均属于党内活动，主要依靠党内法规来规范，第六环节属于国家立法活动，主要依据《立法法》进行，第三、第四环节既有党内事项，又有国家立法活动，则分别依照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进行。（二）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衔接和协调的制度机制保障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首先应当在法治统一的框架内，在宪法至上的原则下进行。
四、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效力关系 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效力关系，实质是党法关系的集中反映，既不能简单化为党大法大的争论，以防掉入政治陷阱，又要结合党在中国法治建设中的地位加以讨论。（5）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
党内法规制定机关应当适时对党内法规进行清理，并根据清理情况及时对相关党内法规作出修改、废止等相应处理。{19}笔者以为，联合发文的规范化显然是必要的，至少不能游离于备案审查的范围之外，但是否急于取消可能还需要从实际出发，做更加充分的讨论。
如前所述，有学者把调整党的领导和执政活动的党规称为党导法规，如《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关于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规定》《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制的暂行规定》《关于严格禁止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若干规定》等，都关涉国家事务，而党内法规仅限于调整党内关系，其主张：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必须包含党内法规体系、国家法律体系和党导法规体系。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应当以宪法为统率，通过立法权限界分、立法规划、备案审查、法规清理、立法后评估等制度机制加以保障。
